打开新到的《中华读书报》（2000年1月19日），按习惯，先浏览题目，《家园》版上《钱钟书称赏最甚的人》一题跳入眼中，是马斗全君的。即读正文，原来说的正是钱钟书致李汝伦的那两封信，回忆去年经历过的一件事，不禁一笑，还是斗全兄有胆识，先斩后奏了。正好，了却我的一件心事。
1999年元月3日，汝伦老患急性心肌梗塞脱险后不到三个月，在家闲养，我去探望他，像往常一样，对坐而谈，只是没有酒了。去年夏季，一个无聊之徒，到处印发“小字报”，写匿名信告状，诽谤李汝伦，其中一条称李汝伦经常与“密友”何永沂等人关起门来不知说些什么。其实文人清谈，无非是评诗论文，扯天说地而已。那天我们谈话的内容不妨“交待”一下：一是这位李白之后提出心脏病可不可以饮酒的问题，并引经据典一番，我这个心血管医生为了不使“酒仙”过于失望，便笑着安慰道：“将来病情稳定后，小饮无妨”。另一个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钱钟书先生身上，因当时正值大师仙逝才半个月，说起钱先生，汝伦老颇动感情，而我忽心血来潮说道：“可不可以把钱老给您的信的复印件给我，我要写文章。”对曰：“打算怎样写？”我答：“同时评议您的杂文”，就这样，谈话结束。之后是他犹豫了一下，走进房间，当我道别时，袋子里已多了那两封在我看来是干金不易的钱钟书致李汝伦的信。
回家后忙了几个晚上，把李汝伦的大著一一从书架上取下来，边读边构思文章的写法。过了几天，忽接到汝伦老8日写的信，摘录如下：“永沂：……您说要写文章，我反复想来，觉得不妥……我总觉得那是钱夫子的眼睛有了障碍时才说的话，在他，自可理解为对后辈人的鼓励，在我则远未达到此境界，过去未达到，今后也未必能达到，根据我年龄、体力，今生也达不到，评价太高，远离实际，冲刺世界纪录，还是等他人或年轻人吧。……信不要再扩散了，文章如写了就请作废。如未写，就不必浪费时间了”。这是由衷之言，读后令我沉思不已！晚上，电话铃响，是他的声音，“永沂，收到我的信吗？”“收到了。”“文章写了没有？”“还没有。”“那好，不必写了”，我无奈地答道“好吧。”到了4月，《文汇读书周报》发表了拙文《聂绀弩钱钟书的诗缘》，汝伦老主编的《当代诗词》亦发了此文，我趁此机会重提旧事，半开玩笑地提出“让我写一篇《钱钟书和李汝伦的一段文缘》吧”，他想了一下，答道：“算了，等我到另一个世界后再由人去吧”。
若论汝伦老的为人，作为一个医生，我深感他的性格极端矛盾，例如亦硬亦软、亦傲亦谦，可能正是这种独特的性格，造就了一名（前）“右派”，一位大杂文家，大诗人。他愤世嫉俗，疾恶如仇，“硬颈”主观，不时会金刚怒目；但又心地善良，更多时候如低眉菩萨，连动物也不愿伤害的。当他在电视上看到血腥的场面时，会凄然泪下，甚至多年后忆及，仍会眼泪盈腔，用流行歌曲的词来说：“心太软”。此外，诗词界、文化界不少朋友认为他很狂很傲，的确，他有狂傲的一面，酒后狂言，时或有之，但他的狂傲只重内涵，而从不公开自称“天下第一”之类。从他对钱老称许自己所取态度来看，不愿因人而热，不想张扬，冷静对待，以高标准来剖析自身，我们用“虚怀若谷”四字来形容他，不为过也！我有幸和汝伦兄深交十多年，常感受到在他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，飘溢着君子之风。但据说，当今世上，此一气一风已不合时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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